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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改新思路：“二次议价”成为最大分歧
继白酒、金饰、奶粉等多个行业之后，现如今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管的重点开始剑指医药行业。不久前，国家发改委邀请北京、浙江等15个省的发改委（物价局）及委内药品价格评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在杭州召开价格座谈会，再度明确打击高价药的态度，并且透露出通过“基准价”模式管控药价，并降低部门高价药的最高零售价。
自1997年以来，国家发改委共启动了31次药品价格调整，均是针对最高零售价作出的调整。然而，这并没有改变药品价格“虚高”的现状，这也倒逼发改委开始对药品行业的价改思路谋变。记者获悉，此次座谈会上，发改委还表态在某些条件下或允许二次议价，不过此举业内反响不一，而卫计委甚至还在近日对个别地区存在的“二次议价”给予点名批评。
国产药品价格将受多重打压
有消息透露，上周在杭州举行的国家发改委医药价格座谈会上，发改委明确表态，药品价格管理模式将从“最高零售价”转向“基准价”的管控，且部分高价药将面临最高零售价的调整。这意味着，国内药企将首当其冲，其药品价格将面临多重打压，而一直享受“超国民待遇”的某些高价进口药，在未来或也未能幸免。
此前一直沿用的药品价格加成模式，医院开的药越多越贵，收入也就越多，这种“以药养医”的模式一直被视为滋生高价药的温床。尽管十多年来，国家针对多种药物进行降价，例如
然而，从患者角度看，“药价高、看病贵”的问题依然存在。非但如此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些药在降价之后，就会逐步在市场上消失，遭遇“降价死”。据相关人士介绍，三甲医院，医生有太多选择，不一定要开便宜的药，而药企的低价产品如果因为价格太低，触及成本甚至低于成本的话，干脆就不卖了，这种药也就从市场上消失了。
相比较来说，采用基准价模式管控，即每个药品有一个基准价，医保对该药品只支付基准价，如果医院销售药品的价格低于基准价，那差价就成为了医院的利润，而如果药品的销售价格超过基准价，则由患者自付。有药企高层对南都记者表示，相比于药价加成模式，基准价管控模式在理论上，医院比较能够让药企主动开展价格竞争，如果基准价设定合理的话，对药价会有相当大的打压。
“二次议价”成为最大分歧
在本次会上，发改委提出将改革药品招标方式，应实现带量采购，如不能带量采购，应允许医院与企业自行谈判，即允许“二次议价”。不过对此，已有企业首先站出来反对。
所谓二次议价，是指医疗机构实际采购时，在省级招标确定的价格基础上，与供应商进行“二次谈价”，并通过“二次谈价”压低实际采购价格。不过此举在我国可能存在障碍，因为卫生部曾明文规定，“医疗机构按照合同购销药品，不得进行二次议价”。
对此，不少国内药企也持反对态度。河南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认为，现有招标制度是政府搭建平台，代表医疗机构参投，招标投标的市场化运作和政府参与之间是矛盾的。在此前提下，“二次议价”则意味着，政府已经代表医疗机构进行了采购，但定完合同后采购方又出现了反悔。
“目前医院垄断着处方权和信息权，如果‘二次议价’会让企业面临两难选择，也会滋生腐败。”北方某药企董事长则对南都记者说道，投标方以最低价格中了标，和医院签完协议后又被医院毁掉。医院利用手中的处方权和信息权与药企谈判。企业要么让利，要么被踢出局。假如药企妥协，二次议价的效果虽然会体现在价格上，但结果是企业亏损，不再生产此类中标药，从而导致廉价的好药品从市场上消失，老百姓只能买高价药。
但也不是所有药企都一味地反对，也有药企的高管认为，“二次议价”争论的焦点在于由谁来议，是由患者、医生还是医院，让患者议价肯定不现实，而由医生议价在目前存在药品回扣的情况下，有可能增加药品滥用。相比较而言，让医院议价比较可行，能够减少药物滥用，遏制回扣空间。不过，议价最终所得如何分配，则是个难点问题。
也有学者质疑，如果是政府代理机构来议价，议价所得官方截流和分配，则可能变相复制闵行模式，变相承认以药补医的合理性。而如果是医院议价，则意味着废弃2006年的招标规定，最终能否得到卫生部同意，尚难判断。
事实上，就在“二次议价”讨论的过程中，
“根本没法管，招标办有降药价的政治任务，医院有盈利任务，本地医院还好一点，部队医院这种现象（二次议价）更加严重，因为盈利压力更大。”该内部人士告诉记者，目前的议价主要是针对国内的普药，都是仿制药，进口药首先竞品很少甚至没有竞品，比如几种肿瘤药，几年来就没有竞品，而且即使进口药存在竞品，很多也还是进口药，它们之间已经形成某种价格默契，很难进行议价。
